更换掌门人，在汽车行业并不鲜见，但在短短7个月之内更换了6名CEO（首席执行官），其意味就很有些不同。
自今年3月以来，保时捷、日产汽车、Stellantis集团、捷豹路虎、雷诺集团和沃尔沃汽车先后任命了新CEO。
这6名CEO变动原因各异，有的是被迫离职，有的是决定退休或者寻找新工作。但不管怎样，新CEO们面临的形势都大同小异——不得不面对极其困难的挑战。
来看看这6家汽车制造商CEO的变化。
● 3月11日，日产汽车任命伊万·埃斯皮诺萨（Ivan Espinosa）接替内田诚（Makoto Uchida），担任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。彼时日产汽车深陷财务困境，并且刚刚和本田汽车合并谈判破裂。
● 4月1日，74岁的哈坎·萨缪尔森（Hakan Samuelsson）接替罗文（Jim Rowan），重新出任沃尔沃汽车首席执行官。2012年至2022年，在萨缪尔森的领导下，沃尔沃汽车实现了创纪录的销量和利润。
● 6月23日，老将安东尼奥·菲洛萨（Antonio Filosa）接替唐唯实（Carlos Tavares），担任Stellantis集团首席执行官。唐唯实于2024年12月辞职，此前他与董事会关系紧张，北美销量下降，Stellantis集团发布了盈利预警。
● 7月，雷诺集团首席执行官卢卡·德·梅奥（Luca de Meo）离职，雷诺任命公司资深人士弗朗索瓦·普罗斯特（Francois Provost）为首席执行官。今年夏天，因欧洲需求疲软、本土市场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竞争激烈，雷诺集团发布盈利预警。
● 10月18日，保时捷宣布，迈克尔·莱特斯（Michael Leiters）自2026年1月1日起，接替奥博穆（Oliver Blume）担任首席执行官。保时捷在2025年已连续4次下调财务预期，公司股价大幅下跌。
● 11月，捷豹路虎任命 PB Balaji 为首席执行官，接替退休的阿德里安·马德尔（Adrian Mardell）。捷豹路虎面临关税、捷豹品牌重塑、电动汽车延期、电池成本和利润率下降的挑战。
汽车行业正在经历领导层变革。这一变革至关重要，代表企业在应对持续挑战方面的战略转变。当前，行业正面临供应链问题、消费者偏好波动，以及向电动智能汽车转型的压力。领导层变动会决定公司发展方向，并影响其创新能力和市场环境适应能力。
新任首席执行官可能会带来新的视角和战略，也可能影响行业竞争格局，包括投资者和员工在内的利益相关方正密切关注——这些新CEO可能导致业务运营和市场定位发生变化。
▍01
是好事还是坏事
对于Stellantis集团和日产汽车等陷入严重困境的汽车制造商来说，新任CEO是应对潜在生存挑战的绝对必要人选。目前来看，菲洛萨和埃斯皮诺萨都在清理遗留问题方面开了个好头。
对于沃尔沃汽车、捷豹路虎和其他公司来说，从理论上讲，更换CEO打开了行业的集体思维，迎接新的想法和联盟。旧的竞争和怨恨可以搁置在一边。新的领导层可以创造机会，在共同基础问题上，达成更多行业共识和合作。
最终，我们需要过些时日方知道，这些新CEO是否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了集体利益。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——这6家公司的轨迹将改变。
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高层迅速改组之际，汽车行业转型带来系列转变，正考验着首席执行官们。
Warburg Research分析师法比奥·赫尔舍（Fabio Hölscher）认为，转型趋势，即电气化、软件定义汽车和地缘政治压力，以及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，正在改变企业对高层领导的期望。
高层的变动，反映了行业高管所承受的压力。汽车研究中心（CAR）创始人杜登霍夫（Ferdinand Dudenhöffer）补充道：“由于形势严峻，欧洲工业目前表现糟糕。中国一直表现出缓慢的增长趋势，没有人知道美国关税和特朗普的走向，欧盟本身也正遭受经济问题的困扰。”
此外，随着汽车制造商的财务业绩继续低于预期，在不久的将来，预计会有更多首席执行官职位变动，这让股东们担忧。“将焦点放在那些准备扭转局面的首席执行官身上。”咨询公司Gartner研究副总裁佩德罗·帕切科（Pedro Pacheco）说。
他认为，接替即将卸任的首席执行官的新高管，并不一定像人们预期的那样，专注于软件、技术和电气化。
根据Gartner 2025年数字汽车制造商指数（该指数反映了硬件、固件更新能力、无线更新的推出，以及人工智能在汽车软件应用方面的进展）拥有数字和软件技术专业知识的CEO，其比例从2024年的20.8%，略微下降到2025年的19.2%。
这并不符合汽车制造商对新型CEO的需求。新型CEO要对数字和电动汽车技术有更深入的了解，更注重颠覆。同样，这也表明股东们耐心不足，他们担心的似乎不是长期计划如何执行，而是希望新CEO能否在短期内扭转局面。
帕切科补充说，理想情况下，股东愿意牺牲短期财务业绩，以换取长期收益。“汽车行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，这意味着，企业需要经历深刻的变革，才能达到顶峰并保持在那里。每个人似乎都承认变革的必要性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担变革伴随的痛苦。真正深刻的变革，需要做出改变和付出。”
股东不愿接受变革，意味着在实施必要的变革时，首席执行官往往束手无策。帕切科说，“人们认为CEO是一个全能的、无所不能的人物。但最终，他或她要向公司的老板汇报，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。”
高管们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，只是为了维持现状而进行微小的改革。然而，从长远来看，这种激进变革被推迟得越久，实施起来就越困难。
为解决这个问题，首席执行官们应该告诉股东冷酷的现实。
帕切科认为，首席执行官们应该准确地解释，是什么让中国汽车制造商在软件及其应用方面如此先进，以及为什么传统汽车制造商在这一领域处于劣势。
“这不仅仅是投资软件，而是让组织更加关注软件，更加关注数字技术，这需要深刻的变革。如果不这样做，就会逐渐衰退，船就会一点一点地下沉。”他说。
因此，未来5年，并购甚至破产将成为大环境。帕切科说，除非几家传统汽车制造商以深刻的方式解决问题，否则，我们肯定会看到执行领导层发生更多变化。
▍02
找到新CEO并不容易
特殊时代需要特殊的领导者吗？
汽车行业从未像今天这样，同时面临如此多的挑战——电气化、经济衰退、新进入者、关税等。
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，我们是否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者？或者当事情变得艰难时，董事会是否只是在业绩达不到预期时，把首席执行官当作一个替罪羊？
无论如何，传统汽车制造商频繁更换首席执行官，是汽车行业在转型阶段陷入混乱的典型例证。随着汽车从内燃机转向软件导向型汽车（SDV），以及中国企业对低成本汽车的攻势日益加剧，传统汽车制造商的危机正在加剧。
这导致高层焦虑，导致绩效压力，成为频繁更换首席执行官的诱因。
猎头公司拉塞尔·雷诺兹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，全球前50大汽车制造商中，11家负责人离开。2023年有4个CEO离开，2022年有3个。
找到下一任首席执行官并不容易。随着电动汽车、自动驾驶汽车和联网汽车等SDV转型速度加快，多数汽车公司正逐渐转变为一家高科技企业，而非过去的传统制造商。
的确，不断变化的工业环境，还需要除汽车行业以外的高科技技术，但并不仅仅能满足于接受外部人才。这是因为，汽车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工业，利用现有设施也很重要。很难找到对内燃机核心内部状况有深刻理解的领导，并制定策略，以有效利用、推动它们朝着新方向发展。
去年12月，前首席执行官唐唯实离职后，Stellantis集团花了6个月时间，才找到他的继任者。Stellantis集团最初考虑过外部人才，但最终在内部找到了新CEO。
一位参与人事改组的高管表示:“由于关税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，我们必须找到一位对公司有充分了解的高管。”
同样，沃尔沃汽车也重新召回曾领导该公司十多年的哈坎·萨缪尔森。
行业高管认为，随着汽车行业转向电动汽车，汽车与科技行业之间的界限模糊，导致继任计划变得复杂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、盈利能力下降，以及中国品牌大量涌入，加剧了当前的复杂局面。
Stellantis集团一位内部人士表示，关税的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，进一步凸显找到一位对公司充分了解的高管的必要性。
另一位知情人士认为，管理拥有14个品牌的Stellantis集团，以及在法国、意大利、德国和美国的核心业务，需要具备复杂的外交才能。
一些高管则承认，不断变化的行业格局，需要超越汽车行业的技能，但接受外部人才也将面临挑战。
“我认为，在众多关键技能领域和领导岗位上，行业人才普遍短缺。”本月早些时候，阿斯顿·马丁首席人事官西蒙·史密斯（Simon Smith）在《金融时报》汽车未来峰会上总结道。但鼓励管理者去考虑行业以外的人选并不容易，汽车是一个相对孤立的行业。
去年10月，阿斯顿·马丁任命阿德里安·霍尔马克（Adrian Hallmark）为新CEO。这已是这家英国汽车制造商在4年内第3次更换CEO。
“尤其是，情况变化如此之快，汽车行业需要一个全新视角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。”英力士汽车负责人林恩·卡尔德（Lynn Calder）警告道，汽车行业正走向“惯性”，且缺乏不同的思维方式。
无论如何，高管面临迅速交付变革、避免业务下滑和反击各种挑战的压力。在这个特殊时期，伴随董事会不断寻找那些杰出的领导者，势必导致汽车制造商高层发生更多变化。